先说“四公子”中年纪最长者陈贞慧（1604—1656年），为左都御史陈于廷之子，家学清正。作为复社中坚，曾与贵池吴应箕等起草《留都防乱檄》，公开声讨怀宁阮大铖；弘光朝一度入狱。明亡后“隐居宜兴，十余年不入城市”，坚决不仕清。其文“婉丽闲雅”，骈散皆工；多记载明末掌故、抗清死难者事迹，寄寓故国之思。代表著述有《雪岑集》《皇明语林》《山阳录》《秋园杂佩》等，后人辑为《陈定生先生遗书三种》。

　　“四公子”中年纪最幼者为侯方域（1618—1655年），出身河南商丘世家，父侯恂曾任兵部侍郎。侯方域早年入复社，与怀宁阮大铖对立；弘光朝几陷狱，出逃依高杰、史可法幕。清定鼎后于顺治八年应乡试，中副榜，遂被讥“气节有亏”。其文学成就不凡，古文与魏禧、汪琬并称“清初三家”，尤擅传记、小品，文字清新奇峭，情节曲折，近乎小说。代表著述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所作《李姬传》写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之恋，为孔尚任《桃花扇》所本。

　　“四公子”中寿命最长者冒襄（1611—1693年），出身如皋望族，传为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后裔；父冒起宗官至湖广参政。曾参与《留都防乱揭》反阮；清兵南下后“毁家纾难”，收容抗清遗孤，坚拒博学鸿词科征辟，隐居于如皋水绘园。文学成就较高，14岁即刻有诗集，董其昌比之王勃；与“秦淮八艳”董小宛的爱情见于《影梅庵忆语》，开创“忆语体”散文；诗文主“性灵”，书画兼擅行草。代表著述有《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巢民诗集》等。

　　与冒襄同年出生的方以智（1611—1671年），经历最为传奇。出身于桐城士大夫世家，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翰林院检讨。祖父方大镇曾任天启朝大理寺左少卿，父亲方孔炤曾任湖广巡抚。弘光朝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迫害，远走岭南，积极抗清；永历朝再遭诬劾。清军入粤后，在梧州出家，法号弘智、无可等。虽然王船山称方以智“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但方氏主要以学术名世，兼通礼乐、律历、医药、数理、天文、物理、西方近代科学，提倡“质测”（实验），主张“实学”。代表著述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等。

　　“四公子”是明末最负盛名的青年才俊群体，他们皆是“簪缨之后”，同在金陵，联袂结袖，形影相随，故有此雅号。从风流才情来看，四人俱以诗文擅名，且都与“秦淮八艳”关系密切，冒襄与董小宛、侯方域与李香君则有传奇爱情，最为后世艳称。他们既是晚明最后一批“旧朝理想主义者”，也是清初第一批在乱世中做出不同人生抉择的文化精英。

　　其实“谁最出名”，并没有绝对标准，要看用什么尺子来衡量：是以当时士林的声望？还是以后来文学史的地位？或是以今天大众层面的“出圈”度？

　　今天大众层面最“出圈”者，无疑是冒襄（冒辟疆）。他和董小宛的爱情被拍成多部影视剧、舞台剧，又加上如皋“水绘园”成了江苏旅游名片，知名度明显盖过其余三位。

　　文学史层面最有“作品红利”者，显然是侯方域（侯朝宗）。孔尚任《桃花扇》三百年常演不衰，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故事太“吸睛”，连带把侯方域也锁进了中学语文常识点。“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这个头衔在课本里常出现，所以“专业知名度”其实不低。

　　学术史层面最“硬核”者，首推方以智（方密之）。写中国哲学史、科学史，可能绕不开他的《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易余》等，在“大历史”叙事里，方以智比其他三人地位高，但大众层面可能较“冷门”。

　　当时士林声望高、后世却最“低调”者，应是陈贞慧（陈定生）。甲申前后，他是复社实际“笔杆子”，《留都防乱檄》一纸风行；可因为没有“爆款”作品传世，今天反而最少被大众提及。

　　今天饭桌上聊“谁最出名”，十个人里可能有八个会先想到冒辟疆；若是课堂或考卷，则侯方域因《桃花扇》出镜率最高；方以智、陈贞慧分别留在“学术圈”和“史籍圈”里发光。

　　其实，方以智年轻时也曾名满东南，还曾于秦淮河畔举办过“选美”大赛，其妹婿孙克咸在这场大赛中更是出尽了风头，最后与葛嫩娘结为佳缘，又在抗清斗争中一同牺牲。1939年上海就有电影《葛嫩娘》，演绎“秦淮歌舞—海上烽烟—血溅刀锋”的完整悲歌：武将孙克咸大笑就刃，正妻方子耀托孤守节，侧室葛嫩娘嚼舌殉国，三人同完“国破家亡”之烈，是明末抗清最惊心的一章。方以智最后也被清廷执逮，完节于南宋文天祥咏叹过的惶恐滩。

　　综合当代学者观点，方以智的“硬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哲学家。侯外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掘表彰近三百年来罕为人知的杰出学者方以智，其著述《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1957年连载于《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侯外庐认为，应恢复方以智“在民族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使其长期被埋没的著作“成为人类文明史的财富。”侯外庐不遗余力地称赞方以智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中国的启蒙大哲学家”“十七世纪中国哲学的高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蒋国保先生，致力于研究方以智思想至今，在1987年出版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表示，方以智“创造了庞大而复杂的辩证的客观的唯心论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在明末清初反传统的批判思潮中，独树一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大思想家。张昭炜在《方以智的哲学精神》一书中指出，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从历史文献来看，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负有盛名，颇有影响，广受赞誉，在当时是可以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家“连鏣并轸”的，甚至有超越之处。与这三大家相比，方以智的哲学研究，学术规模更庞大，会通三教，学贯中西；方以智更擅长哲学思辨，提出了很多独创的概念。相对于三大家的哲学著作，方以智的《易余》《东西均》最接近中国现代哲学著作。全面展开、深度发掘方以智哲学在现代的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科学家。这是研究方以智学者的共识。甚至以研究桐城文派著称的吴孟复，也说桐城这里有“最讲科学、最肯学习西方的人”，称方以智是“大科学家”。方以智关于时间与空间不能彼此孤立的观点，关于运动不灭的观点，关于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等观点，在我国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方以智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之一是他极力倡导科学实验的方法，即质测之学。方以智注意随时随地对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观察，还做过小孔成像实验，提出“光肥影瘦”观点。方以智的科学著述涉及天文学与历法、物理学（力、光、声、热、磁）、数学与度量衡、医学与生理学、生物学与生态学、化学与工艺技术、综合科学方法与科学哲学。他的《物理小识》也被视作中国古代最成体系的自然科学笔记之一。

　　大博物学家。蒋国保先生还说，“方以智是一位有高度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的大博物学家、大哲学家。他以‘坐集千古之智’为自己的使命担当，虽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却始终竭力在哲学上开拓与创新，为中国哲学的古代突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大博物学家”这顶帽子戴在方以智头上，并不是随便封的，而是因为他同时满足“博物”传统的三大硬指标：一是其著述搜罗范围“广”，几乎把当时可见的自然知识一网打尽；二是其记录方式“实”，重实测、重实验，反对“空谈格义”；三是其分类眼光“新”，用“质测—通几—宰理”三级框架把零散经验升华为自然哲学。

　　其实，方以智还是“大文豪”，王夫之就说方以智“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其早年就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散文创作理论，堪称桐城派先声；也是“大诗人”，诗作虽然佚失多，但存诗数量依然很可观，具有诗史价值，早在明清之际,就颇受瞩目；其“中边言诗”“盛世变诗”“声以通神”“法法而无一法”“随生死、超生死”等诗歌创作主张也别具一格；“大画家”，论者认为他的“奇在苍秀”是对中国传统画学“空”性思想的创新。韩琛在其新著《方以智的艺文活动与学问之道》中指出，方以智“顿在渐中”等绘画思想新见频出；“大书法家”，韩琛同时指出，方以智的书学思想深刻而富有张力，追求“法”与“神”兼备，强调博采众长。除此而外，方以智琴艺、棋技等也样样精绝。

　　然而，方以智最终留在历史上的“硬核”形象，既非“大文豪”“大诗人”，也不是“大书法家”或“通才艺人”，而是———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比黑格尔早160余年便写下“正反合”辩证法的“东方黑格尔”。可惜一场清廷缉捕，让这位本可与笛卡尔、莱布尼茨并肩的名字倏然陨灭。三百多年后，他才被重新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