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艺术与品格的关系

作者：柯仲运责任编辑：郭元骧字号【小中大】

　　艺术创作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艺术家内在品格的投射。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始终与材料革新、技法演进及创作者的人格精神紧密相连。本文从工艺美术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诗、书、画、刻等领域的名家实例，探讨“人品即艺品”的传统观念，并结合个人从艺体悟，阐明修身与精艺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一、艺之源流：从“六艺”到“人品即艺品”

　　古人讲“六艺”，乃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秦代之后，“六艺”逐渐演化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今“艺术”一词，所指已远非古义，广泛渗透于各类文化实践之中。

　　本文仅从工艺美术这一视角，试论创作者品格对其作品的影响。文中援引诗歌、书法、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并参酌古人对艺术家的评骘。所涉既广，难免挂一漏万，惟愿抛砖引玉，激发诸位独立思考，不必囿于拙见。

　　二、诗书之镜：胸襟与风骨的写照

　　古人云：“诗以言志。”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遭遇幼子夭折、流离失所的困境，却依然能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诗句。这样的胸怀和气度，配得上“诗圣”的称号，他的诗也被尊称为“诗史”。这不仅仅是赞美他的诗歌成就，更是对他高尚品格的最大肯定。

　　唐代书法讲究法度，楷书大家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忠诚正直的官员。柳公权提出“心正笔正”的说法，直指书法的根本。“颜筋柳骨”不仅形容他们笔力的特点，也体现了他们的人格风骨。再看张旭，虽然行为狂放，但他的书法清秀刚劲，不受世俗污染。到了宋代，书法更注重意境，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虽然蔡京、蔡卞兄弟书法造诣很高，但因为品节有亏，最终没有被后人推崇。这说明艺术水平再高，也需要有好的人品来支撑。还有像赵孟頫、王铎，他们的艺术成就很高，但终因他们“二朝为官”的经历屡被人诟病，累及对其艺术作品的评价。这是一个遗憾，虽时代不同，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画刻之境：意趣与匠心的升华

明代生宣纸的普及，逐步取代了绢帛的主导地位，其优良的渗墨特性使水墨表现更为酣畅自由，推动了大写意画风的形成与发展。徐渭、八大山人诸家笔墨奔放，意境苍茫；而董其昌、文徵明等人则承袭宋元遗韵，于传统中略作新变，为后世学者拓宽了取法路径，避免了画坛千人一面的僵局，此亦其不可没之功。

　　古代玉器工艺堪称雕刻艺术之巅峰，其审美理念与技法体系深远影响了其他雕刻门类。明代陆子冈以治玉名世，“名声传遍朝野，地位堪比士大夫”，所作片玉难求。西周青铜器之庄重、秦代石雕之雄浑、汉代画像石之古拙，至今观之，犹令人叹服。至明代，文人广泛参与雕刻创作，自图式设计至刀法表现，皆重意趣与境界，雕刻艺术由此别开生面。

　　清代康雍乾时期，高凤翰辞官归隐，特别喜爱砚台，每方砚台都自己刻上铭文，还写了《砚谱》《岫云鸿爪》等书。况周颐称赞他“挥洒千言，贤良一等，豪情弦诗，余事抚印，东鲁多贤，道以艺进，冬卉青雷，庶几后劲”，可见对他的推崇。陈鸿寿在溧阳做官时，与杨彭年合作创造了“曼生铭、杨彭年制”的紫砂壶制作模式，“曼生十八式”至今仍是典范。其他如金西厓的竹刻、林清卿的薄意雕刻，以及牙雕、木雕等各种工艺，能工巧匠数不胜数。

　　四、个人体悟：以正心求精湛

　　笔者从1987年始学习制砚，至今已近四十载。1992年在黄山市歙县华埔茶庄，通过何力行先生引荐，有幸拜访了制砚名家汪律森先生。汪氏一门，自其曾祖汪桂亮、祖父汪培玉起，便是制砚世家，尤擅仿古，刀法精妙，线条流畅，不露雕琢之痕，令人叹服。汪先生不以我为初学见弃，初晤即示以家传砚拓，两年后更惠赠两方亲手所刻印章。此份提携后学之情义，虽历数十寒暑，我仍铭记于心，不敢或忘。

　　艺术之道，艰辛备尝。每览前贤事迹，未尝不深自反省：唯有以自律修身，以正心养气，方能以浩然之气，求技艺之精湛。此志既立，此生不敢稍有懈怠。

　　（作者单位：黄山点石斋砚雕艺术有限公司）